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“战火记忆”专栏丨“带弟兄们活着打胜仗”

刘丰顺，1928年生，山东乳山人。1943年加入八路军东海军分区敌后武装工作队，1944年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，1945年8月参加解放威海战役，1947年参加解放烟台战役，1948年参加淮海战役，1949年参加青即战役、渡江战役，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。

　　我叫刘丰顺，1928年出生在山东省牟平县玉皇山后村（今山东省乳山市境内）。1943年，不到16岁的我，加入了抗日队伍。从此，“保家卫国”这四个字，便沉甸甸地担在我的肩头，成了我前行路上最大的动力。

　　记得那是1943年的春天，当时我还是村里的民兵。有一次，日伪军来扫荡，我和两名八路军战士躲进了村里大庙后的山洞。日伪军在大庙门口放火，想把庙烧毁，把我们逼出去。我们躲在山洞中，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。过了好一阵子，伪军装作村里人大喊：“出来吧，敌人都走了！”那两名八路军战士一听，就要往外冲。我赶紧按住他们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别慌！听他们这口音不是咱们本地人，肯定有陷阱！”他们俩这才冷静下来。日伪军怕被放冷枪，不敢进山洞。僵持到后半夜，我们的部队赶来支援，我们才得以反击。后来，那两名战士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兄弟，今天多亏了你，不然我们就交代在这儿了！”

　　不久后，我也参加了八路军，并且幸运地进入抗大学习。那时候条件差，教室里没有像样的桌椅，我们就坐在石头上听课，笔记本是用草纸订的，铅笔头短得捏不住了还舍不得扔。在抗大的日子里，我印象最深的是学刺刀。我们心里憋着一股劲——学就得学好，将来好在战场上多杀几个鬼子！每次练完，我胳膊都酸得抬不起来，可一想到乡亲们还在被鬼子欺负，就咬着牙接着练。抗大学习结束后，我被提拔当班长，任命的那一天，连长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丰顺啊，当班长不是光扛着枪冲，得带弟兄们活着打胜仗！”我把这句话刻在了心里，“带弟兄们活着打胜仗”也成为我的目标。

　　1945年8月，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时，我们正在进行解放威海卫的战斗。那天晚上，战士们抱着枪哭啊笑啊，把帽子扔得老高。但就是在这场战斗中，我被日伪军的炮弹碎片划伤了腿。血顺着裤腿往下流，我咬着牙继续冲锋，直到把红旗插上城头。战后，我被授予三等功，还在鲜红的党旗下宣誓，成了一名共产党员。那天，我摸着胸前的党员徽章，觉得我的命从此就跟这枚党员徽章融在了一起。

　　1947年8月，国民党集结部队进攻胶东。我们奋力抵抗，老百姓也不含糊，男人们抬担架、送弹药，女人们缝棉衣、做军鞋，全力支持我们。有一次，我们路过一个村子，老大娘们硬是把鸡蛋往我们兜里塞，还把新的洗脸盆拿来给我们用。我心里热乎乎的，暗下决心：就是拼了命，也得保住这根据地！同年，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并成华东野战军，我成了三纵的一名排长。在解放烟台的战役中，我们负责攻打一个制高点。敌人的火力太猛，好几次冲锋都被压了回来。我瞅准机会，带着两个爆破手绕到敌人侧后方，硬是炸开了一个缺口。战斗结束后，我又立了个三等功。

　　1948年的淮海战役，打得那叫一个惨烈。我们部队奉命坚守青岛。那会儿国民党有美国撑腰，军舰在海上游弋，飞机天天往阵地上扔炸弹。我看着那些耀武扬威的军舰，火就不打一处来，想架起大炮轰他们，结果被师长按住了：“不能打！舰上有咱们的人！”后来才知道，那是地下党同志在里面做策反工作。

　　腊月的青岛像口冰窖，海风卷着雪沫子往骨头缝里钻。我们蜷缩在临时挖的掩体里，压缩饼干早就吃完了，能下肚的只有冻得硬邦邦的树皮。有人嚼得牙龈出血，吐出来的沫子混着血丝，却咧着嘴笑：“这玩意儿比黄连还提神。”渴了我们就抓把积雪塞进嘴里，冰碴子硌得嗓子眼生疼，咽下去像吞了刀片。

　　有一天后半夜，我带着战友小马和柱子去摸敌营。月光把雪地照得发白，脚下的冻土硬得像铁板。突然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就听见小马撕心裂肺地惨叫。他的左腿被炸得只剩半截，血珠落在雪地上，瞬间凝成暗红的冰粒。“排长！走！”小马抓住我的胳膊，指关节捏得发白：“情报比我金贵！”敌人的手电晃过来，我咬着牙要背他，他却突然从怀里掏出手榴弹。导火索“滋滋”地冒火星，他望着我笑了，笑得像个孩子：“告诉俺娘，俺没给她丢人。”爆炸声震落了树上的积雪，我抱着情报在雪地里连滚带爬，身后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……如今，每次路过青岛的老城区，我总能听见风里传来小马的声音，他那声“排长”，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，让我疼了几十年。

　　1949年3月，我们来到长江边，准备渡江作战。北方汉子大多不会游泳，要提前学习游泳，好多人学着学着就掉进江里，被救上来时冻得嘴唇发紫，可爬起来又接着学。4月23日那天，我们坐着木船冲过长江，把红旗插上了南京总统府的房顶。站在房顶往下看，全城的老百姓举着小旗欢呼，我突然想起了威海卫的乡亲们——这天下，终于要太平了！

　　1950年，朝鲜战争爆发，我们接到北上的命令，便连夜出发了。坐火车路过家乡时，我扒着窗户望了一眼，心里默念：“爹，娘，儿子又要去打仗了，等我回来！”到了东北，我被编进了空军105师。

　　在朝鲜的日子，苦是刻进骨头里的。寒冬腊月，零下三四十度的风雪能把石头冻裂，我们裹着打了好几层补丁的薄棉衣趴在雪地里潜伏。雪粒子钻进领口，冻得人牙关打颤，好多战士的手脚冻成了紫黑色，有的连枪都握不住，可冲锋号响前，没一个人挪动半分。朝鲜老百姓对我们的好，也让我们暖到了心坎上。附近村里的大娘金阿妈妮，她儿子在汉江阻击战中牺牲了，她就把我们这群兵当成亲儿子。她天不亮就顶着风雪来给我们送热米汤，铝制饭盒裹在棉袄里，揭开时还冒着白气。有一次，我发烧，迷迷糊糊，她守在我炕边，用枯瘦的手一遍遍焐我滚烫的额头，眼泪滴在我脸上，嘴里念叨着：“我的儿，快好起来。”那温暖的话语，比任何药都管用。

　　我们部队纪律严，谁要是拿了老百姓一针一线，回去就得受处分。有个新兵顺手摘了老乡两个苹果，被连长狠狠批评了一顿，还让他顶着苹果在操场上站了一下午。不是我们不近人情，是因为我们知道，老百姓的日子不容易，咱们是来帮忙的，不能给人家添乱。

　　1955年，我转业到陕西的一家工厂当工人。后来，我回了老家玉皇山后村，村里让我当支部委员、民兵连长。我知道这官不大，可手里握着权。那时候有人想走后门让我给安排个轻松活儿，我一口回绝：“要想干活，凭本事；想占便宜，没门儿！”

　　我二女儿刘月英总说我：“爹这辈子就是太较真，不占人家一点便宜，对家里人也管得严。”她不知道，这都是部队教我的。当年战友为了掩护我，连命都能丢，我要是用手里这点权力谋私利，对得起谁啊？现在我老了，军装换成了便装，可身上的骨头还是硬的。每次村里的孩子们来听我讲故事，我都跟他们说：“现在的好日子，是无数人用命换来的。你们得好好念书，把国家建设得更强，别让那些牺牲的人失望。”（刘丰顺 口述 于小凡 记录）